当前位置: 主页 > 毛泽西 > 内容

曾国藩的家风家训和家教

时间:2017-06-06 02:21  来源:未知  作者:admin

  曾宝慈的解释得自家中秘传,当然是最权威的。不过,除了这个具体原因,我感觉这次矛盾与曾国藩本人应该也多少有点关系。曾国荃并非生性偏执狂悖之人,按常理,如果没有其他背景,仅仅吃茶一件小事,不足以引发如此严重的冲突。朱孔彰在《咸丰以来功臣别传》中说:“(国荃)从文正读书,惮其严,不肯竟学,未几还湘乡。”此说当有所据。曾国藩过于严厉,应该是导致曾国荃“叛逆”的深层原因。

  曾国藩在兄弟当中不但顺序居长,而且年龄也大其他人很多:大曾国潢九岁,曾国华十岁,曾国荃十三岁,曾国葆十七岁。

  我国出台“单独二孩政策”之后,报道过好几起头胎子女为父母要二胎寻死觅活的新闻。但十岁那年,面对大弟曾国潢的降生,曾国藩的表现却完全不同。此时曾国藩已经开笔,所以曾麟书给他出了一个题目,就叫“兄弟怡怡”。作文交上来,曾麟书很高兴,说:“文中有至性语,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!”由曾麟书的反应推测,曾国藩的这篇作文,内容应该是陈述敷衍“兄友弟恭”的大道理,表达自己“有弟”的欣喜。

  这件事说明,曾国藩的兄弟之情,一开始就被传统伦理观念所塑造。在伦理当中,兄弟之情被概括为“兄友弟恭”。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常重要的,他是家族未来的,“须要为子弟之表率”,是诸弟的先导和楷模。

  传统时代的长子往往都有极强的责任感,在《家春秋》等小说中,我们看到,这种责任感有时甚至会使他们放弃应有的,为家族做出。

  因为年龄差距,曾国藩从小和几个弟弟并不是玩伴。弟弟们能奔跑嬉闹时,他已经奔走在考秀才的上了。他和弟弟之间,更多的是教与学的关系。一开始他是做私塾老师的父亲的助教,等到自己中了举人,诸弟的权威就从父亲那里转移到了他身上。

  曾国藩对诸弟的学习和成长常尽责的。现存曾国藩家书中最早的一封致诸弟书,写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。在这封信中,曾国藩说:

  予生平于伦常中,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。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,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,是不孝之大者也。

  这是曾国藩的自谦之语。事实上,我们看曾国藩青年时代的家书,以弟弟们的学习为主要内容。他要求弟弟们把作文定期寄京,不惮烦苦,亲加批阅。为弟弟为家族,他从来都是乐于付出,不计代价。

  但是,除了责任心强等正面因素之外,长子性格中也有一些负面因素。一般来讲,长子面对弟弟,会不自觉地扮演起“准父亲”的角色,有较强的支配欲。

  这一点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。因为是长子,又是科举上的“成功者”,曾国藩在家中享有比一般长子更大的权威。兄弟们习惯唯他马首是瞻。比如曾氏兄弟的名字,全是跟着他改的。曾国藩原名子城,字伯涵。其他兄弟想必名中也都有一个子字,字也应该是按伯仲叔季排序。比如曾国荃就曾号叔淳,曾国葆则字季洪(因曾国华出续为叔父之子,所以曾麟书名下四子)。但是曾国藩后来改字涤生后,曾氏兄弟除了曾国葆之外,也都改成了头一字水字边的格式:澄候、温甫、沅甫。曾国藩二十八岁那年改名国藩后,曾氏兄弟也都改名为“国×”。

 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性格比较软弱,叔父更是仁柔有余,两人在家中家长威严都不太够,对诸兄弟约束不严。所以,曾国藩对兄弟要求比较严格,可能是基于想更好地承担起准父亲的职责。

  曾国藩自己曾经回忆,道光十七年,也就是曾国藩中进士的前一年,他曾经在家里亲自教授几位弟弟读书,但是由于态度过于严厉,总是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,让弟弟们对他有所不满:“丁酉在家教弟,威克厥爱,可怨一矣。”

  后来另一个弟弟曾国华曾经给曾国藩当面提意见,说他在兄弟们面前,脸色总是很严厉。曾国藩回忆说:“曾记咸丰七年冬,余咎骆文[丈]、文、耆待我之薄,温甫则曰:‘兄之面色,每予人以难堪。’”可见曾国藩对兄弟们也经常“面沉似水”,让他们感觉很不舒服。

  曾国藩在家书中经常表现得过于直率,因此得弟弟。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,“余之行事,每自以为至诚可质天地,何妨直情径行”。

  比如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正月初十,曾国藩在致诸弟信中,说过这样一句:“季洪诗文难于进功,须用心习字。将来即学叔父之规模,亦有功于家庭。”

  季洪是曾国藩幼弟曾国葆的字。曾国藩的意思是这个弟弟天姿一般,可能上走不远,不如好好练练字,将来在家里帮帮忙。就像他的叔叔曾骥云,虽然一辈子都是个老童生,但是在家里帮着管管家务,也算有功于家庭。

  曾国藩自己没有意识到创富正版彩色图库,这句话得罪了弟弟和叔叔两个人。接到这封信,老实懦弱的叔叔没表现出什么,幼弟国葆却受了刺激。以前他经常把作文寄给大哥批阅,这次却无论如何不肯了。

  我们查《曾国藩日记》,这一年七月十一日,曾国藩动了“自新”,在大学者唐鉴的指导下,他买了一部《朱子全书》,开始精研朱子之学。这是曾国藩研究理学之始。从此他也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,力图“,重新”。对自己日常一举一动,皆期符于圣贤,谈吐议论,也尽是正大高远一。

  我们看这一阶段的曾国藩写给弟弟们的家书,也写得气势饱满,高屋建瓴。比如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,他的弟弟曾国潢在家书中提出,家中杂事太多,他静不下心来,所以想要到外边,找一个教私塾的工作,一边工作一边学习。

  曾国藩在复信中毫不客气地道,有志之人,无论何处,无论何地,皆能静心读书。比如王冕小时就是一边放牧一边读书。曾国潢静不下心来,只是因为他立志不真,与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意志坚定,那么在热闹的集市当中,一样能静心读书。这番话直接泼了曾国潢一头冷水。

  《曾国藩家书》现在成了普及的经典,想必大家在读《曾国藩家书》的时候,都会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哥哥会是件多么幸福的事。但事实上,曾国藩的弟弟们并不总是这样认为。曾国藩式的居高临下的兄长之爱,也常有导致弟弟们“”的时候。

  接到曾国藩这封言辞堂皇立意正大的家书,曾国潢却很不高兴。性格憨直的他认为曾国藩站着说话不腰疼,把他说得什么也不是,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三页长的回信。他在信中曾国藩“待人不恕”,说他“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,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,令堂上阅兄之书,疑弟辈粗俗庸碌,使弟辈无地可容”。

  也就是说,你月月来信,总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、一钱不值,你自己却也没什么进步的好消息。这些家书的作用,只是在父母面前,把我们显得碌碌不堪罢了。

  显然,曾国藩那番峭拔的谈论,对于生活在湖南日日以为务的弟弟来说,未免过于“不接地气”,导致曾国潢情绪反弹。

  晚清时代,治安不靖,出行不易。为了曾国荃回家一事,曾国藩操了很多心。首先他得为曾国荃找到一个适合的旅伴,结伴同行。恰好湖南籍京官郑世任外放贵州兵备道,赴官将经过长沙。曾国藩把弟弟托付给他,商量多次出行细节,“初起议,十四日始决计”,决定七月十六日出发。

  陆长途旅行,当时主要的交通方式是坐车。曾国藩给弟弟雇了一辆质量上乘的车,费用比普通车辆要贵近两成:“雇轿车一辆,价钱二十七千文。时价轿车本只要二十三千,孙见车店内有顶好官车一辆,牲口亦极好,其车较常车大二寸,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追寻前辈足迹——专访毛泽民外孙曹耘山【3】深一尺,坐者最舒拂,故情愿多出大钱四千,恐九弟在道上受热生病。”

  十六日曾国藩送弟弟出门,本身经济很紧张的他还是给弟弟带了三十二两银子作为费。此外,又封了十两银子,这是给家里老人们的钱,不过他嘱咐曾国荃,如果费不够,也可取用:“外封银十两,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资,孙对九弟云,万一少途费,即扯此银亦可,香 港 马 会 62期若到家后,断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银。然途费亦断不至少也。”

  上仆从的选择也很关键,曾国藩雇了一个叫向泽的人,“雇底下人名向泽,其人新来,未知好歹。观其光景,似尚有者”。(后来曾国荃“在任邱县寄信来京,云向泽伺候甚好”)。

 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,曾国藩送曾国荃返乡,兄弟二人“彼此恋恋,情深似海”,曾国藩一直送出城外二十里,见到雨后道仍有积水,怕有翻车之虞,心里有些后悔。但是事情已定,只能依依而别。“十六日未刻出京,孙送至城外二十里。见道上有积潦甚多,孙大不放心,恐上有翻车陷车等事,深为懊悔。”直到二十三日,接到弟弟在途中所发的信件,始稍放心。

  到底是年轻不成熟,在京之时,曾国荃闹着回家。但是回到家里不久,曾国荃又开始怀念在的时光,想要再次进京。

  回到家里之后,曾国荃重新在父亲曾麟书的私塾“利见斋”中就读。老秀才曾麟书的教学方法远远不如曾国藩高明,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初,曾国荃与六哥曾国华商量,想一起再入京师,跟随曾国藩读书。

  这一次,曾国藩明确表示反对。因为曾国荃这样忽来忽去,轻举妄动,家里大人显然不会同意,而且费也难以解决。他在致诸弟家书中说:“若九弟今年复来,则一岁之内忽去忽来,不特堂上诸大人不肯,即旁观亦且笑我兄弟轻举妄动。且两弟同来,途费需得八十金,此时实难措办。”

  在后来的通信当中,我们经常能看到曾国荃对自己在的表现表示后悔。比如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六月十四日信中,二十五岁的曾国荃说:“弟深悔早岁留京未自伏案用功,任意使气,不听大兄之。”

  可见时间越久,曾国荃回忆一年多的生活,越感到长兄对他的关爱与尽责,红军长征巾帼英雄中的湘女!对自己当初的表现也越加后悔。

相关推荐